这五个概念中有些是原有的，有些是首创的，原有的需要适应新的理论背景做重新定义，首创的需要做艰苦论证。

在法院组织的法庭审理中，被裁判者可以就放弃权利和达成协议的自愿性发表意见，提出异议。进入 陈瑞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程序正义 。

相比之下，被裁判者不仅可以成为裁判制作过程的对话者、协商者和被说服者，而且还可以以放弃部分诉讼权利和程序保障为代价，换取最为有利的诉讼结果，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实体利益。(四）被裁判者不在乎裁判结果吗？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强调被裁判者的参与机会，注重一种形式化的程序公正要求，忽略了被裁判者在裁判结果上获得实体收益的需求。对于这些问题，下面依次作出简要分析。被追诉者一旦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就有可能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羁押的状态。当然，更多的研究者则是采取一种折中的观点，在承认诉讼活动要兼顾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价值的前提下，认为坚持程序公正，既可以确保利害关系人获得有尊严的对待，也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实现公正裁判的目标。

而从诉讼结果的角度来看，这种司法程序要受到国家追诉、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的约束，国家通过对犯罪人采取统一的刑事追诉活动，避免了那种将追诉权完全操控在被害人手中所带来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可以按照刑法所确立的犯罪构成要件和刑罚幅度，遵循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获得相对的实体正义。这两种理论分别强调了法律程序的两种独立价值：一是有助于维护被裁判者人格尊严的内在价值效应。第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在除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

执政党既是共产党革命的阶段性结果又是不断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与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是领导党。7.   胡云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独立公正司法》，《红旗文稿》2014年第23期。9.   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制》，《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

必须明确区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18.  [美] 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是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表现形式是党员代表们进入国家政权之中，党员代表们同时具有公职人员的身份。2018年宪法修正案之后，中国共产党便不存在良性违宪的可能了，只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做的变革都符合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各国法治经验来看，并非如此。

中国共产党先进党和自我革命党的性质决定了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和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结构。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国家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党内法规范围内活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就成为执政党，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为了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将民主政治回归为德性政治，政治人回归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

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6页。

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长期未能走上法治的道路可能与共产党对自身的德性定位有关，有德性的人、有德性的党是不需要法律来规范的。

现实中，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外部环境的因素，执政党的执政绩效可能不理想，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质疑的对象。前几年宪法学界之所以提出中国共产党良性违宪是因为他们不认可宪法序言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律效力。党的变革性与法治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党内法规的灵活性来解决。党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规范使得党在宪法之内，全党的运行是在以宪法为依据和以党章为根本大法的党规体系中。……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解决好这个问题的要害是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政权，而非国家政权本身。有些法律人主张现代法治与政治无关，将资本主义法治看作客观的、科学的、中立的、因而是普适的。

党导法规是宪法总纲第一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制度化、法治化，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中国共产党的德性特征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认同，更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共产党人没有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相一致。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的领导党，这一点与西方政党在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取得执政权不同。当前，党导法规仍然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制定颁布，但制定程序中必须明确规定被规范的非党主体的参与，确保党导法规是党与非党主体的共同意愿，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也是这么做的。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都有宪法依据，因而具有合法性。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依规领导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党导法规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一体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将党导法规作为党内法规的一部分也无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特征。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的资本主义宪治和法治所奠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世界。

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人。中共中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和依规治党必然要求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对党的建设进行规范的法规称为党内法规是合理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两重身份为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与法律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奠定了基础。党章中既有党的建设法规制度也有党的领导法规制度。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我们长期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争论的原因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一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既要走法治道路又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就决定了党规在社会主义法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

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首先必须夺取政权，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党建包括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制度可以是非正式制度也可以是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包括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然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可能会与现行国家法律不一致。中共党员干部和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占绝大多数，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党内法规的这两个特点就是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和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